香港如何做好面向内地的開放

新冠疫情引發的香港經濟滯後效應正在逐漸浮現,近期已有研究報告顯示香港將陷入「催化性衰退」。還有人擔心,香港會在國家發展中被邊緣化。面對疫情帶來的挑戰,以及鄰近地區的快速發展,香港不能故步自封,也不能對中央「送大禮」有依賴心理,而要扮演更加開放的窗口角色,尤其是做好面向內地的開放。

過去一段時間,香港遭遇了雙重打擊,一方面是社會風波的沖擊,另一方面是疫情來襲。香港目前的失業率已達到6.4%,這是16年來最高的。今年香港GDP預計會出現較大的負增長,目前除了金融業,其他行業尤其航空業可以用慘淡來形容。

香港想脫困,要改革,更要開放。香港過去的開放,更多是面向西方國家的開放,香港過去的國際化,更多表現為「西方化」。但世界仍有很多國家和地區,香港未來要更加開放,真正實現「國際化」,就要對包括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和地區開放,同時也要對包括珠三角地區在內的更多祖國城市開放。

對香港而言,開放不是什麽新鮮事。早在上世紀70年代,時任港督麥理浩就已實施了對外開放政策。他一方面向國際社會開放金融業,包括先後撤銷外匯管制、黃金交易管制,取消自1965年以來停止向外資銀行发放牌照的規定,以及取消外幣存款利息預扣稅等放寬外資銀行赴港開業措施,以此吸引美資、英資金融機構前往香港投資。麥理浩還設立工業投資促進委員會,以此吸引外資前來香港投資工業。

較少為人提及的是,麥理浩也重視向內地開放。他在1979年應邀訪問北京等地,成為二戰後首位官方訪問內地的港督,改善了內地和香港的關系,並促進了兩地的進一步交流與合作。

然而,如今香港的不少行業對內地的抗拒、封閉心態頗為強勢,在一些方面甚至已累及自身。以醫療行業為例,新冠疫情暴發期間,內地醫護原本可更大力援助香港,卻被本地醫療界視為洪水猛獸;內地廉價的檢測資源和試劑,也一度被不同利益集團抗拒,甚至橫加詆毀。

其實,香港應向內地開放醫療、教育等更多行業。如果能夠引進一定數量的具有國際水平、經費豐富、通曉英語和粵語的內地醫護人員,不但有助於香港對抗疫情,也有助於香港市民接受更好、更全、更多選擇的醫療服務。

開放教育行業的意義則更為深遠。中小學生都是未成年人,容易受學校老師的影響,在部分老師的刻意引導下,他們容易被灌輸反政府的政治理念。未來,香港特區政府應考慮進一步開放教育,引入多元辦學團體,尤其是鼓勵愛國愛港以及內地背景的辦學團體在港辦學。

香港面向內地的開放可從與深圳的深度互補入手。過去40年,深圳和香港是相互成就的。尤其前30年,深圳受益於香港人才、資金和技術以及產業轉移,得以快速崛起;香港又因為制造業轉移,讓其騰出更多空間和資源大力发展金融業,成就了香港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。

深圳和香港以前是「青梅竹馬」,現在可以「開花結果」了。未來深圳和香港可以運用各自的優勢實現深度互補,一方面,香港擁有良好的教育資源,深圳擁有良好的創業環境,香港高校培養出的人才可以到深圳創業,這是一層互補;另一方面,香港擁有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,在深圳發展壯大起來的企業也可以選擇到香港上市融資,這是另一層互補。通過一去一來形成良性循環,深港可共同打造「離岸科技中心」。

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香港向內地開放可以依托的平台。從數據上看,粵港澳大灣區擁有7000多萬人口,而香港本土只有700萬人口,當香港產品拿到大灣區售賣,營業額將有呈10倍增長的機會,廣闊的市場是最直觀的機遇。此外,生活在大灣區的居民收入普遍較高,他們有著廣大投資債券市場、購買保險等需求,這都可以給香港金融業帶來巨大支持,鞏固和推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。

相信在國際金融中心和中國離岸科技中心的相互作用、相互促進下,香港將進一步提升競爭優勢,打造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。這將不僅可以確保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龍頭城市地位不褪色,也能進一步推動香港未來的社會、科技和經濟發展。

作者為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、香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爲民

(刊於2020年11月3日環球時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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